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晟典律師‖拒執罪刑事自訴能夠有效保障申請執行人權益嗎? ——基于廣東省244份判決、裁定的實證分析

發布時間:2018-11-15來源:廣東晟典律師事務所


作  者:袁夢龍

轉眼間,又到了年底,當大家在感慨時間都去哪兒了的時候,很多人卻在感嘆錢都去哪兒了,尤其是借出去的錢到底去哪兒了。臨近年底,全國各地又迎來了“要賬”的季節。“借錢時是孫子,還錢時是大爺”,不想撕破臉皮的債權人還在苦苦堅持,而那些狠下心走司法訴訟程序的卻有可能面臨執行難的尷尬。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作最高法工作報告時表示:今年是“基本解決執行難”的決戰之年。一時間,全國各級法院掀起了“攻克執行難”的風暴,并且捷報頻傳。

最近,南山區人民法院在其官方公眾號上發布了一條新聞稱“南山法院辦結首宗拒不執行法院判決、裁定自訴……旨在全方位、多渠道、加大力度打擊拒執行為。”

(新聞鏈接:https://mp.weixin.qq.com/s/zFY2PFhZdk3XoqdMnVcN9A


刑事自訴在拒執罪中被認為是公訴案件的有效補充,被稱為老賴的“殺手锏”,因此各個債權人仿佛看到了根治老賴的神兵利器。但在執行難的大環境下,刑事自訴真的能夠肩負起“殺手锏”的重任嗎?本文中,筆者梳理了廣東省關于拒執罪的244份判決、裁定,并對拒執罪中的刑事自訴司法實務情況進行分析,以期讓各位債權人能更好地維護自己的權益。


  一、拒執罪中訴訟方式的更迭與刑事自訴的起落  


拒執罪即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拒執罪設立至今,其訴訟方式幾經變化,由最初的單軌制發展到現在的雙軌制,自訴程序與公訴程序交替登場。訴訟方式的更迭,直觀反映出立法與司法對各個歷史條件下“執行難”的態度。 

(一)拒執罪訴訟方式單軌制的更迭

拒執罪設立之初,訴訟方式為自訴,由法院直接受理。1979年12月,“兩高一部”頒布的《關于執行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案件管轄范圍的通知》確定拒執罪由法院直接受理。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同樣確認拒執罪由法院直接受理。

97年《刑法》頒布后不久,該罪的訴訟方式變為公訴,由公安機關立案偵查。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聯合下發的《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第 4 條明確規定:“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由公安機關立案偵查。” 2007 年“兩高一部”頒布的《關于依法嚴肅查處拒不執行判決裁定和暴力抗拒法院執行犯罪行。

(二)拒執罪訴訟方式雙軌制的確定

2012年“六部委”重新作出《關于實施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規定》,對拒執罪案件是否屬于公訴案件未予明確。此時,該案件仍應為公訴案件。

15年《刑修(九)》頒布前夕,該罪的訴訟方式由僅能公訴變為公訴與自訴并行。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審理拒不執行判決、裁定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3條明確規定:“申請執行人有證據證明同時具有下列情形,人民法院認為符合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四條第三項規定的,以自訴案件立案審理”。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自訴案件受理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進一步明確了刑事自訴的啟動條件。

可以看出,拒執罪的追訴程序有一個從自訴程序到公訴程序的實踐演變過程,應該說無論是作為自訴案件處理還是公訴案件處理,都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同時,實行單一的追訴程序或多或少都存在著一定的弊端。拒執罪中刑事自訴的重新確立,顯示了立法及司法對于“攻克執行難”的決心。

不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司法實務中關于拒執罪刑事自訴的實踐情況到底如何呢?


  二、廣東省244份判決、裁定中,拒執罪刑事自訴的裁判情況  


關于拒執罪在司法實踐中的裁判情況,筆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檢索了2015年至2018年11月2日(筆者形成檢索報告之日),廣東省關于拒執罪的判決、裁定,共244份文書。

其中公訴案件有181件,自訴案件有63件,自訴案件數量約為公訴案件的三分之一。由此可以看出,自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審理拒不執行判決、裁定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確定符合條件的拒執罪可以自訴后,自訴案件在數量上確實已經成為公訴案件的有效補充。

在這63件自訴案件中,一審裁定33個,二審裁定28個,再審通知2個,詳見下表:

   

    審級

                 內容

數量

占比

一審裁定

裁定準許撤回自訴

8

24%

裁定不予受理或駁回起訴

25

76%

二審裁定

裁定駁回自訴人上訴、維持原裁定(一審裁定不予受理或駁回起訴而上訴)

25

89%

裁定準許撤回上訴

1

4%

裁定撤銷原審法院裁定并指令法院審理

2

7%

再審通知

駁回申請

2



通過梳理筆者發現,不論一審還是二審,拒執罪自訴案件全部以裁定結案,沒有一份判決僅從一審、二審的裁定結果來看,存在大量不予受理、駁回起訴以及駁回上訴的裁定,拒執罪中的刑事自訴程序并沒有達到有效維護勝訴人權益的立法目的。

反觀自訴之外的181件公訴案件,由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并由檢察院訴訟至法院的拒執罪一審案件有154個,其中被告全部被判處刑罰。

由上述數據可以看出,相比于公訴案件,自訴案件的結果往往沒有對被告判處刑罰,刑事自訴程序貌似并沒有成為根治老賴的“殺手锏”,反而讓申請執行人徒生悲傷。 


  三、實證分析下的拒執罪刑事自訴之殤  


拒執罪中刑事自訴程序并沒有如公訴程序一樣表現神勇,究其原因,既有制度層面的不足,又有實踐層面的無奈。

(一)法院在拒執罪中的尷尬地位導致刑事自訴之殤

1.從拒執罪侵犯的法益角度觀察法院在該罪中的尷尬地位

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最早是規定在妨礙公務罪之下的,拒執罪是對于法院的判決、裁定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的行為,其直接擾亂了法院的正常執行秩序與正常的司法程序,侵犯的是集體法益。因為法院正常的執行程序得不到有效開展,進而導致申請執行人無法正常填補損失,此時又損害到個人的財產利益,侵犯了個人法益。

由此可見,拒執罪侵犯的法益不是單一法益,而是復雜法益,直接受害人是法院。但是刑事自訴程序的設立,卻讓間接受害人去對拒不執行人進行追訴,讓個人為集體法益伸張正義,其本身就體現出越俎代庖的尷尬情形。

2.從身份重合的角度觀察法院在該罪中的尷尬地位

法諺有云:“發生在法官眼前的犯罪,是不需要加以證明的”。法院作為判決、裁定的發布者,其司法權威因被執行人的拒不執行行為而嚴重受損,是拒執罪案件中當然的受害者

同時法院是執行的主體,拒執罪的線索也主要是在執行中發現,因此法院在某種程度上又擔任著偵查人員的角色。法院作為裁判者,對于法院自己發現的犯罪線索認為可能構成犯罪的,在審判階段會有很大幾率當然的認為被執行人構成犯罪,畢竟犯罪線索是法院移交,在移交線索的同時“有罪推定的種子”就已經在內心確認中深深埋下。

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文章上一部分統計出的數據中,拒執罪公訴案件一審中,被執行人都無一例外地被判處刑罰。

而對于法院都找不到的犯罪線索,由申請執行人去尋找并將該線索移送法院申請立案,還要經過嚴格的立案程序審查,也就不難解釋為什么法院會在一審階段做出比率高達76%的不予受理或駁回起訴的裁定,亦可以理解在二審階段駁回起訴維持原裁定的裁定會高達89%的結果。

(二)拒執罪立案標準導致刑事自訴之殤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審理拒不執行判決、裁定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三條規定了拒執罪刑事自訴案件的立案標準,即申請執行人要申請法院立案,需同時證明具以下兩種情形:

[一]負有執行義務的人拒不執行判決、裁定,侵犯了申請執行人的人身、財產權利,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

[二]申請執行人曾經提出控告,而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對負有執行義務的人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

通過對刑事自訴裁判情況的分析,拒執罪自訴案件中,法院在一審程序中作出不予受理或駁回起訴的理由,基本為申請執行人沒有提供足夠的證據同時證明存在上述兩種情形。

1.《解釋》第三條第一項對申請執行人證據收集能力的過高要求

《解釋》第三條第一項明確了刑事自訴立案在罪證方面的要求,這一要求又分為三個具體要求,首先要證明負有執行義務的人存在“拒不執行”的行為,其次要證明對申請執行人造成了實質損害,最后要證明達到了刑事追訴標準。第二個具體要求,申請執行人相對容易提供證據證明,但是第一個與第三個要求則對申請執行人證據收集能力提出了過高要求。

首先,相比于公安機關可以動用偵查手段與司法權力調查取證,由受害者個人調查取證嫌疑人存在惡意轉移財產、資產行為,無疑要困難得多,要花費巨大的精力,耗費更多的時間,提高其訴訟的成本。這也容易導致一些受害人不得已放棄對于相關嫌疑人的刑事責任追究,不利于嫌疑人受到法律的應有懲處。

其次,從案件發生到公安機關做出撤銷決定或者檢察院做出不起訴決定,再到當事人提起自訴,時間往往過去了很久,許多證據已經滅失或者不可能重新采集。

最后,刑事訴訟法并沒有相應的法條授予被害人調查取證權,也就是說當事人的取證行為并沒有得到法律的保障。這不僅不利于當事人調查取證,而且造成當事人即使取得證據,也不一定會被法庭采納的結果。

2.《解釋》第三條第二項對申請執行人的前置程序要求

通過對拒執罪自訴案件的實證分析,我們發現大量自訴案件中自訴人因沒有提供證據證明,其曾經提出控告而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對負有執行義務的人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事實,而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或駁回起訴或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

這一前置程序要求申請執行人提供證明程序發生的證據,相比于上一項要求,申請執行人對于公安機關或檢察院的程序發生事實應該很容易獲取證據證明,但筆者對每一份裁定進行梳理后發現情況并不如想象的樂觀。

有些案件中,申請執行人僅向法院提供了曾向公安機關報案的證據,但是卻沒有提供公安機關不予接受控告材料或不予立案的證據。當然,不能排除有些申請執行人在準備立案證據材料時不充分,對證明公安機關不予接受控告材料或不予立案的證據有遺漏,這種情形不在文章討論之列。

值得注意的情況是,在實踐中存在公安機關接受了控告材料后沒有給予申請執行人書面答復的情況,即公安機關并沒有書面告知申請執行人是否會立案。這種客觀原因導致了申請執行人無法向法院提供證明程序發生的證據,進而不符合拒執罪刑事自訴的立案標準。

值得慶幸的是,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自訴案件受理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針對上述前置程序作出了更為細致的要求,避免了上述申請執行人的無奈。

《通知》第一條就明確規定“公安機關不予接受控告材料或者在接受控告材料后60日內不予書面答復,申請執行人有證據證明該拒不執行判決、裁定行為侵犯了其人身、財產權利,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人民法院可以以自訴案件立案審理。”

(三)和解后撤回刑事自訴對申請執行人的巨大風險

文章第二部分的實證分析部分顯示,一審裁定中,裁定準許撤回自訴的有8個,二審撤回上訴的有1個,筆者對這9個案例進行梳理的情況如下:


                         撤訴原因

案件數量

自訴人以涉案判決書已經進入再審程序、其法律效力尚待確定為由,向法院申請撤回對被告人的刑事自訴

  

      1

因缺乏罪證,法院說服自訴人撤回起訴或補充證據后,自訴人申請撤回對被告人的刑事自訴


      2

自訴人以與被告達成和解為由撤回自訴

      6


其中有三個案例因為其他客觀原因,自訴人申請撤訴,其余案例全部為自訴人與被告人達成和解協議后,自訴人主動撤訴。

文章開篇提及的南山區法院公眾號發布的刑事自訴案例結案方式也是以自訴人與被告人達成和解協議,自訴人撤訴結案。

由此可見,拒執罪刑事自訴程序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刑法的威懾作用,讓被申請執行人認識到刑事訴訟結果的嚴重性,進而選擇主動履行執行義務,與自訴人達成和解。達成和解后,自訴人便會撤回起訴,這一切看起來貌似皆大歡喜,但細究起來,和解后撤回刑事自訴會使申請執行人面臨極大的風險。

根據《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263條的規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說服自訴人撤回起訴;自訴人不撤回起訴的,裁定不予受理:……(六)除因證據不足而撤訴的以外,自訴人撤訴后,就同一事實又告訴的……”,可以看出,對于當事人之間的意思自治,國家是采取一種尊重的態度表示對當事人之間和解協議的認可,這一規定也表明自訴人撤訴后就同一事實又起訴的,法院將裁定不予受理。

同時結合第272條的規定,“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和解、撤回自訴確屬自愿的,應當裁定準許;認為系被強迫、威嚇等,并非出于自愿的,不予準許”,可以看出,對于自訴人因和解撤訴的,除非因為對方當事人采用了不正當的方式完成,如欺騙、引誘,雙方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并不完全真實,存在違法的情況,其他自愿達成和解后的撤訴案件,申請執行人將喪失再次訴訟的風險


  四、打鐵還需自身硬,申請執行人如何把握拒執罪中的刑事自訴  


制度與實踐多方面的原因,導致拒執罪刑事自訴的道路上充滿桎梏,面對諸多無奈,在目前的情況下,筆者通過對裁判文書的梳理,對申請執行人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以期最大限度地保護其自身利益。

(一)根據《立法解釋》與《解釋》的規定尋找證據

200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條的解釋》(以下簡稱《立法解釋》)列舉了四種拒執罪中“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的具體情形,《解釋》第二條又列舉了八種“其他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的具體情形,詳情見下表:

 


      主體

 行為

造成后果






立法解釋



被執行人

隱藏、轉移、故意毀損財物;

無償轉讓財務;

以不合理的低價轉讓財產;






致使判決、裁定無法執行的

擔保人、

被執行人

隱藏、轉移、故意毀損或者轉移已向法院提供擔保的財產;

協助執行義務人

接到法院協助執行通知書后,拒不執行;

上述三種人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通謀


利用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職權妨害執行;




































負有執行義務的人

拒絕報告或者虛假報告財產情況;

違反人民法院限制高消費及有關消費令;

采取罰款或者拘留等強制措施后仍拒不執行的

偽造、毀滅有關被執行人履行能力的重要證據;

以暴力、威脅、賄買方法阻止他人作證;

指示、賄買、脅迫他人作偽證;

妨礙人民法院查明被執行人財產情況;







致使判決、裁定無法執行的

拒不交付法律文書指定交付的財物、票證;

拒不遷出房屋、退出土地;

與他人串通,通過虛假訴訟、虛假仲裁、虛假和解等方式妨害執行;

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執行人員進入執行現場;

聚眾哄鬧、沖擊執行現場;





致使執行工作無法進行的

對執行人員進行侮辱、圍攻、扣押、毆打;

毀損、搶奪執行案件材料、執行公務車輛和其他執行器械、執行人員服裝以及執行公務證件;

拒不執行法院判決、裁定;

致使債權人遭受重大損失的


申請執行人在刑事自訴立案時需根據《立法解釋》與《解釋》的規定,提供證據證明負有執行義務的人存在上述情形,但是因為上述12種情形單靠申請執行人一人之力恐怕很難收集證據,法院執行工作人員的配合在證據收集的過程中則必不可少。

拒執罪適用的前提,是被執行人有財產可供執行,但是拒不執行法院的判決、裁定,因此發現債務人可供執行的財產以及掌握被執行人規避執行的手段,是刑事自訴立案的關鍵。

筆者通過對裁判文書的梳理,并查閱了其他與執行相關的資料,從處置財產種類與處置方式兩方面,整理了一些實踐中可能會被忽視的方式,為申請執行人發現可供執行的財產以及逃避執行行為的線索提供借鑒,做到知彼知己。

1.處置財產種類及處置方式

財產種類

需注意的處置方式




銀行賬戶

判決裁定生效后,強制執行之前,銀行賬戶有大額資金流動,但是當強制執行查詢時,賬戶已無余額

借用他人賬戶轉款,公司資金從他人賬戶流轉以及已收取款項匯入他人賬戶。

使用信用卡消費后通過他人銀行賬戶轉賬還款






土地、房產

典當絕當方式

偽造抵償證明以物抵債方式

協議離婚方式

將拆遷房屋戶主變更為兒女,或將待拆遷房屋轉移至親朋好友名下

將已查封或將查封房屋出租,獲取隱蔽資金

通過虛假合同將已查封或將查封房屋轉給他人

持有或處置未登記房屋、土地

通過虛假借貸,將房屋、土地二次抵押



機動車

偽造買賣合同將車輛過戶給他人

以他人名義購置車輛

協議離婚方式

隱藏、轉移或拒不交出車輛

私自抵押或以物抵債

股權

以他人名義代持或將股權轉移至親朋好友名下

支付寶

使用信用卡消費后,通過他人支付寶賬戶還款


2.線索查詢

實踐中被執行人名下的銀行賬戶、土地、房產、車輛、股權等各類信息已可通過網絡查詢,文章對此不做闡述。需要注意的是,上述財產在查詢時往往顯示無財產,這時需要注意查詢時間點之前財產的異常變動情況,并根據相應證據及被執行人的解釋情況對這些異常變動作出是否符合規避執行的判斷。

除了上述常規的財產,還應當注意被執行人的支付寶賬戶、保險產品、信用卡使用情況以及理財產品和典當業務等其他財產情況。同時,也可通過中國裁判文書網、相關知識產權登記、公示網站以及政府企業網站發現線索。

(二)根據《解釋》第三條第二項注意保留程序方面的證據

《解釋》第三條第二項規定了申請執行人需提供曾向公安機關提出控告而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決定對被申請執行人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證據。

首先,拒執罪刑事自訴的前置程序是必要階段。其次,申請執行人要注意保留程序發生的證據,尤其是書面證據。最后,申請執行人要在公安機關或檢察院作出明確的否定決定之后或公安機關收到材料不予答復滿60天之后,保留上述否定決定的證據同時及時申請法院立案。

(三)慎用和解,撤回自訴務必三思而行

實踐中,被告人往往希望以和解、調解的方式在較短的時間內終結訴訟,經過協商,當事人的利益取向一致,從而達成協議。另一方面,被害人也愿意和解,從而迅速地解決爭議,并且滿足其意圖通過訴訟實現的目的。

法律尊重刑事自訴當事人之間的意思自治,只要排除強迫、威嚇等非出于自愿的和解,法院均予以認可并表示支持。但一旦達成和解并撤回自訴后,將面臨無法就同一事由繼續訴訟的無奈,倘若被申請執行人在達成和解協議后未按照和解協議實際履行,申請執行人將可能面臨更多損失。

因此,申請執行人在自訴程序中要慎用和解,謹慎與對方達成和解協議并撤回訴訟。如果對方真有誠意履行執行義務,申請執行人應當充分審查對方的履行能力,并要求對方提供充分保證之后,再行撤訴。


  五、結語  


拒執罪刑事自訴程序對于申請執行人來說,無疑多了一條“討回本錢,回家過年”的法定途徑,同時自訴與公訴并存的雙軌制也從多方面限縮了被執行人的權利,進而起到法律威懾作用。但是從實證分析的情況來看,拒執罪刑事自訴程序遠沒有想象中美好,要“攻克執行難”,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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