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晟典解析‖江蘇高院(2019)蘇民再62號判決(江蘇華工案)于公司法之背離

發布時間:2019-06-12來源:廣東晟典律師事務所

作者:王永敬

引言】近日,中國裁判文書網公布了江蘇華工創業投資有限公司與揚州鍛壓機床股份有限公司、潘云虎等請求公司收購股份糾紛一案(以下稱“江蘇華工案”)的再審民事判決書 [(2019)蘇民再62號],該案再審判決被投資公司向投資者履行回購義務,原股東對該等回購義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該再審判決書發布后,一時成為法律界、私募投資界的討論及研究熱點,并將該案與“對賭第一案”(即甘肅世恒有色資源再利用有限公司、香港迪亞有限公司與蘇州工業園區海富投資有限公司、陸波增資糾紛一案 [(2012)民提字第11號],以下稱“甘肅世恒案”)進行比較。甚者,將該再審案判決作為私募領域對賭回購案新的司法裁判思路,冀圖模仿、復制、推廣該等裁判之理念。

筆者認為,“江蘇華工案”之再審判決對該案一二審裁判觀點的修正及對投資者與被投資公司利益權衡考量,或有其可取之處,但判決被投資公司直接向投資者履行股份回購義務,于《公司法》層面存在背離,特以本文探討之。

案情

江蘇化工創業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江蘇華工”)與揚州鍛壓機床股份有限公司(現為揚州鍛壓機床集團有限公司,原為揚州鍛壓機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揚鍛公司”)及其股東,于2011年7月6日簽訂了《增資擴股協議》和《補充協議》,其中《補充協議》約定了對賭條款:若揚鍛公司未能在2014年12月31日前完成境內資本市場的上市,江蘇化工有權要求揚鍛公司回購江蘇華工持有揚鍛公司的股份。

2017年7月20日,江蘇化工履行了《增資擴股協議》協議中的增資義務,向揚鍛公司增資2200萬元,其中200萬元為注冊資本,2000萬元為資本溢價。揚鍛公司于2011年11月20日召開股份公司創立大會,通過公司章程,成立揚州鍛壓股份有限公司,江蘇華工為股東之一。其中章程明確了回購公司股份的情形:“(一)減少公司注冊資本;(二)與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三)將股份獎勵給本公司職工;(四)股東因對股東會作出的公司分立、合并決議持異議,要求公司回購其股份。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進行買賣本公司股份的活動。”與對賭協議產生了矛盾。

2012年11月至2014年4月,因證監會暫停18個月IPO申報,揚鍛公司于2014年10月16日召開臨時股東大會通過申報新三板的議案,并于2014年10月22日致函江蘇華工要求其明確是否支持公司申報新三板。

2014年11月25日,江蘇華工致函揚鍛公司,述稱江蘇華工除口頭提出請求外,亦以書面提出回購請求如下:根據《補充協議》,鑒于揚鍛公司在2014年12月31日前不能在境內資本市場上市,現要求揚鍛公司以現金形式回購江蘇華工持有的全部公司股份,回購股份價格同《補充協議》的約定。

后揚鍛公司未能履行回購義務,因此成訟。

案情重要事件時間序列

 主要爭議焦點

一、《補充協議》約定的股份回購義務主體除揚鍛公司外是否還包括原股東?

在本案中,江蘇華工主張股份回購義務主體除揚鍛公司外,還包括原股東。對此,審理的法院均認為股份回購的義務主體只有揚鍛公司,理由在于:《補充協議》已經明確約定債權債務關系的主體,且根據推理并不能解釋揚鍛公司的原股東為《補充協議》的主體,故此認定回購的義務主體僅僅是揚鍛公司。

二、揚鍛公司改制后的章程是否對對賭協議作出了變更?

揚鍛公司于2011年11月20日就改制事宜召開了創立大會,所有股東參加并一致表決同意通過了揚鍛公司新章程。其中,揚鍛公司新章程第二十一條規定:公司在下列情況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本章程的規定回購本公司的股份:(一)減少公司注冊資本;(二)與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三)將股份獎勵給本公司職工;(四)股東因對股東會作出的公司分立、合并決議持異議,要求公司回購其股份。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進行買賣本公司股份的活動。 

(一)一、二審法院認為:章程的規定變更了對賭協議的內容

一審法院認為,2011年11月20日,揚鍛公司所有股東參加股東會并一致表決通過并經工商部門變更登記備案的揚鍛公司新章程第二十一條對公司回購股份的情形作了重新約定,并規定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進行買賣本公司股份的活動。揚鍛公司新章程對公司回購股份情形的重新約定系各股東真實意思表示,構成對《補充協議》約定的否定,對江蘇華工具有約束力。

二審法院認為,相關法律和揚鍛公司新章程均明確揚鍛公司不能從事本案所涉回購事宜,否則明顯有悖公司資本維持這一基本原則和法律有關規定,故一審認定回購約定無效依據充分。

(二) 再審法院認為:章程與對賭協議之間沒有產生沖突

再審法院認為,揚鍛公司新章程雖然對公司回購股份作出明確的限制,但同時亦載明因符合該章程規定的事由,揚鍛公司仍然可以依據章程和法律規定回購本公司股份。其中,揚鍛公司新章程第二十一條第一款第一項規定公司可回購本公司股份的事由為“減少公司注冊資本”。故再審法院認為,“該規定與《補充協議》約定的股份回購并不存在沖突,即揚鍛公司可在不違反《公司法》及公司章程關于股份回購強制性規定的情形下,通過履行法定手續和法定程序的方式合法回購江蘇華工持有的股份。故揚鍛公司和原股東關于揚鍛公司新章程對原對賭協議作出變更的辯解理由,不能成立。”

三、案涉股份回購約定是否有效?

(一)一審、二審法院判決:股份回購約定無效

本案一審法院認為:案涉股份回購約定因違反《公司法》禁止性規定且違背公司資本維持和法人獨立財產原則,及違反了《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條對于四種法定情形外公司不得收購本公司股份作出了明確規定而無效。在公司有效存續期間,股東基于其投資可以從公司獲得財產的途徑只能是依法從公司分配利潤或者通過減資程序退出公司,而公司回購股東股份必須基于法定情形并經法定程序。

二審法院進而認為:“相關法律和揚鍛公司章程均明確公司不能從事該回購事宜,否則明顯有悖公司資本維持這一基本原則和法律有關規定,故一審認定回購約定無效依據充分。”

(二)再審法院判決:股份回購約定有效

再審法院在認定回購義務主體是揚鍛公司的基礎上,認定本案所涉股份回購約定有效,理由在于:

1.我國《公司法》并不禁止有限責任公司回購本公司股份,有限責任公司回購本公司股份不當然違反我國《公司法》的強制性規定。本次股份回購行為,不會減損公司的資產。有限責任公司在履行法定程序后回購本公司股份,亦不會損害公司股東及債權人利益,亦不會構成對公司資本維持原則的違反。

2.在有限責任公司作為對賭協議約定的股份回購主體的情形下,投資者作為對賭協議相對方所負擔的義務不僅限于投入資金成本,還包括激勵完善公司治理結構以及以公司上市為目標的資本運作等。投資者在進入揚鍛公司后,亦應依《公司法》的規定,對揚鍛公司經營虧損等問題按照合同約定或者持股比例承擔相應責任。

3.案涉對賭協議中關于股份回購的條款內容,是當事人特別設立的保護投資者利益的條款,屬于締約過程中當事人對投資合作商業風險的安排,系各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

上述第2點及第3點理由的前提是,再審法院認定江蘇華工成為揚鍛公司股東后,不影響江蘇華工對揚鍛公司的債權人身份,仍可基于合同債權人身份主張合同利益。

4.江蘇華工、揚鍛公司及揚鍛公司全體股東關于江蘇華工上述投資收益的約定,不違反國家法律、行政法規的禁止性規定,不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的合同無效的情形,亦不屬于《合同法》所規定的格式合同或者格式條款,不存在顯失公平的問題。

5.案涉回購協議具備履行可能性。《公司法》第三十七條、第四十六條、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一百七十九條,已明確規定了股份有限公司可減少注冊資本回購本公司股份的合法途徑。如股份有限公司應由公司董事會制定減資方案;股東會作出減資決議;公司編制資產負債表及財產清單;通知債權人并公告,債權人有權要求公司清償債務或提供擔保;辦理工商變更登記。揚鍛公司履行法定程序,支付股份回購款項,并不違反《公司法》的強制性規定,亦不會損害公司股東及債權人的利益。

 再審判決理由之研討:以《公司法》為基準

一、裁判基準:《公司法》優于《合同法》

我們發現,再審判決十分強調案涉補充協議回購條款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的合同無效的情形,亦不屬于合同法所規定的格式合同或者格式條款,不存在顯失公平的問題。似乎《合同法》第五十二條乃本案裁判之基準法律理由。筆者認為,實不然也!

首先,《合同法》第五十二條固然屬于效力性法律規范,可基于其規定界定合同有效或無效。但該條款本身具有概括性條款、援引性條款的屬性,簡言之并具體到本案,須先行考量分析回購約定是否違反《公司法》強制性規定及其內涵基本原則,才可進而適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條。

其次,按照一般法與特別法的關系分析,《合同法》是民事合同的一般法,不能成為所有合同的效力問題的最終依據,在具體效力問題上應以特別法的規定為優先考量。按照特別法優于一般法的法律適用原則,關于股份回購條款的效力問題,《公司法》應優于《合同法》得以適用。

二、股東與債權人身份不可疊加

再審法院認為,江蘇華工成為揚鍛公司股東后,仍基于補充協議回購條款具有揚鍛公司債權人身份,筆者認為該觀點存在事實、邏輯、法理三個層面的背離。

首先,江蘇華工與揚鍛公司簽訂投資協議、補充協議的目的在于江蘇華工成為揚鍛公司的股東,事實上江蘇華工已成為揚鍛公司的股東,認定其屬于債權人于事實不符。

其次,公司股東與公司債權人屬于完全不同的概念,取得相應身份的合同基礎應各有不同,基于一種法律關系及其合同取得兩種性質不同的身份,在邏輯上無法自足。

關鍵,《公司法》關于財產獨立、有限責任之法律擬制,是以債權人及社會公眾利益之有效保護為前提,否則應否認公司人格而穿透至股東承擔責任,是故,公司股東與公司債權人之身份及其權利義務應嚴格區分、分別保護。認定股權投資行為既取得股東身份又取得債權人身份,屬于對公司法基本原則的違反。

三、固定收益股份入股約定違反《公司法》

案涉補充協議股份回購條款的實質,是約定江蘇華工在股權投資期間(投資日至回購完成日)享有投資本金及年化8%的固定收益,該等約定與公司法基本原理及規定不符。

首先,公司有限責任以分散商業風險之功能及其獨立人格之法律擬制,乃以股東實際出資并以出資承擔風險、享受收益為前提。允許公司股東保本保收益不承擔投資責任及風險并公司作為本金及收益的支付責任主體,違反了公司財產及其人格獨立法律擬制的基準,破壞公司獨立人格之完整,實有侵害債權人及社會公眾利益之虞。

其次,有利潤且積累是《公司法》規制下股東投資收益分配的強制性規則。《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條已經明確規定了公司必須產生稅后利潤并提取法定盈余公積后方可分配利潤。因此,不考慮盈利、完稅、提取公積金、持股比例而直接對部分或全部股東實施年化固定收益分紅的做法及其約定,不符合《公司法》的強制性規定。

再次,于股份有限公司而言,按《公司法》第八十一條規定,以章程規定利潤分配方式是《公司法》的強制性規定,利潤分配條款是章程的必備條款。公司股東從公司分配利潤,涉及公司對其財產之維持,關涉公司債權人及相關各方利益之保護,應以公司章程規定為昭示、供查詢。于股份有限公司而言,對股東實施章程未作規定的利潤分配,應構成違反《公司法》強制性規定。

最后,無決議不分配是《公司法》的強制性規定。《公司法》不僅是實體法,更是程序法,而公司運作的程序性規則往往是一種必須的、強制性規則。按《公司法》第三十七條第(六)項規定,公司利潤分配方案須由股東會(股東大會)決議。由此而言,未經股東大會決議而實施對股東利潤或收益分配,違反《公司法》之規則。

四、案涉公司章程未構成對補充協議回購條款之修改

一審及二審法院認為揚鍛公司新章程第二十一條對公司回購股份的情形作了重新約定。新章程第二十一條規定:公司在下列情況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本章程的規定回購本公司的股份:(一)減少公司注冊資本;(二)與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三)將股份獎勵給本公司職工;(四)股東因對股東會作出的公司分立、合并決議持異議,要求公司回購其股份。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進行買賣本公司股份的活動。

筆者認為,一審、二審的觀點旨在否定股份回購條款的現實存續性,回避矛盾焦點,該觀點存在偏頗,再審法院認定新章程沒有修改股份回購條款與法律及事實有據。

首先,從文字內容及表述形式而言,揚鍛公司新章程第二十一條只不過是對《公司法》第一百三十四條內容的重述及復制,沒有證據表明揚鍛公司各股東存在對股份回購事宜進行了重新約定并將其落實到公司章程的事實及過程。“不協商、無協議”是合同約束力的基礎,也是格式條款效力否定的法理來源,當一個合同條款在簽署前未經提示或協商,其并不必然具有完整的法律約束力。

其次,如一個硬幣的兩面,案涉股份回購義務的履行,可以通過揚鍛公司減資來落實,揚鍛公司履行股份回購義務與揚鍛公司新章程第二十一條并不沖突,新章程第二十一條并不構成對股份回購條款的修改。

需要注意的,履行股份回購義務與公司減資相互之間不存在法律及事實上沖突,并不表示案涉股份回購于法可行,因為二者邏輯起點不同,其相互可行性的法律依據不同,本文后段筆者將予以詳述。

五、公司減資必然減少公司資產及凈資產、必然影響債權人等相關方利益

再審判決所述“揚鍛公司在持續正常經營,參考華工公司在揚鍛公司所占股份比例及揚鍛公司歷年分紅情況,案涉對賭協議約定的股份回購款項的支付不會導致揚鍛公司資產的減損,亦不會損害揚鍛公司對其他債務人的清償能力,不會因該義務的履行構成對其他債權人債權實現的障礙。”

從會計視角,按照公司資產=所有者權益+負債的公司資產構成與平衡基本原理,公司因償還債務而用資產(現金或實物等)以公允價值進行償付時,必然會減少公司資產總值,但不會減少凈資產價值,不會損害債權人等相關方利益。用資產(現金或實物等)以低于公允價值進行償付時,必然會減少公司資產總值,會減少凈資產價值,會損害債權人等相關方利益。因公司減資而用資產(現金或實物等)進行償付時,無論是否以公允價值償付,均同時減少公司總資產及凈資產,均影響債權人及相關方利益。只不過,以資產低于公允價值償付減資金額,則對債權人及相關的利益損害更大。

從法律視角,當公司凈資產價值低于實收資本時,或公司凈資產小于0時(資不抵債)時,即使是按資產公允價值對減資額進行償付,減資行為實質是在公司資本未能維持出資額或達到破產零界點以下時對股東進行個別清償。而在破產零界點以下時,對債權人的個別清償都是法律不允許的,何況乎股東?

顯而易見,案涉股份回購行為及其減資不減少公司資產、不影響債權人利益的說法,與事實上不可能成立。

六、案涉股份回購條款的履行可能性不確定

再審法院認為,案涉對賭協議具備履行可能性,如股份有限公司應由公司董事會制定減資方案;股東會作出減資決議;公司編制資產負債表及財產清單;通知債權人并公告,債權人有權要求公司清償債務或提供擔保;辦理工商變更登記。

筆者認為,再審法院的該論斷至少在三個層面存在不足。

首先,邏輯起點認知混亂。在《公司法》規制框架下,公司向股東支付股份回購的減資款(或財產)的邏輯起點是股東大會已經決議同意該股東減資為前提,而不是以某股東減資是必然邏輯前提、以股東會決議減資為配合手段。

其次,股東大會決議減資是必經程序,而股東大會決議行為不可強制履行。案涉股份回購約定,需以股東大會決議減資為實現方式及必然結果,再審判決并未判決股東大會必須做出減資決議及其責任,何況股東大會決議行為不是金錢債務,法院于法不適宜強令公司作出何種決議。沒有股東大會減資決議,股份回購義務就沒法履行。

關鍵在于,公司減資的決定權不僅僅在于股東大會,更在于債權人。按照《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規定,公司減資時如不能按債權人的要求清償債務或提供擔保,債權人將可能以公司及股東為被告訴請法院判決撤銷減資決議及行為。

可見,案涉股份回購約定的履行可能性存在很大不確定性,再審判決給未來的履行及強制執行留下了潛在的紛爭余地。進一步講,再審判決所確認可以通過股東大會決議實施減資實現股份回購義務的履行,在裁判理由先天不足的情況下為判決事項的后天漏洞。

七、返璞歸真,案涉回購款由原股東承擔更為妥當

在案涉增資擴股協議及其補充協議項下,江蘇華工的相對方不僅僅在于揚鍛公司,更在于原股東,增資擴股行為本質上更貼近于江蘇華工與原股東之間構建合資經營協議,只有在入股、退股這個環節,揚鍛公司才是江蘇華工的交易相對方。因此,增資擴股協議及其補充協議有關于《合同法》項下權利義務,更應在江蘇華工與原股東分配和承擔。

案涉補充協議關于股份回購約定等,雖然約定是由揚鍛公司履行回購義務,但該等約定實際上是明示或隱含了揚鍛公司與原股東的系列綜合性義務安排:要履行回購款支付義務,揚鍛公司應實施減資,原股東須為減資作出決議(基于原股東簽訂的增資擴股補充協議)。況且,補充協議明確約定揚鍛公司未能履行股份回購義務時原股東承擔連帶責任。

基于上述,筆者認為,以原股東未履行補充協議項下股份回購所需的股東大會決議等義務導致股份回購無法實施為由,并以原股東的連帶責任條款為依據,判決原股東連帶支付股份回購款、并獲得回購股份的股東權益,在增資協議真實意思、補償協議合同目的、《公司法》與《合同法》的均衡適用、公平合理性等方面,更顯得圓滿而不突兀。同時,該裁判思路也更吻合 “對賭第一案”(甘肅世恒案)已建立起來的對賭協議不得違反公司資本維持原則這一司法理念,有利于維護司法理念的持續性、穩定性,從而樹立其權威。

【結語】題述再審判決的核心理據是案涉股份回購約定的履行并未違反公司資本維持原則。本文雖然沒有專門去分析公司資本維持原則,但已從多個角度分析,認為該案再審判決沒有真正符合公司資本維持原則。

(2019)蘇民再62號判決書,判決理由存在諸多可供商榷、檢討之處,明顯取合同法領域內的合同自由原則弱化了公司法規制下的公司資本維持原則,且其判決結果履行的可能性存在較大不確定。該再審判決將給《公司法》實務領域帶來更大的理念錯亂,應予以認真分析評判,不可盲目效仿、復制。

私募股權等投資協議項下之對賭條款,涉及到新股東、原股東、被投資公司、債權人、公司其他利益相關方的利益均衡和突破,其效力受到《公司法》、《證券法》、《合同法》等法律法規的透射,其落地需要在法律、會計等方面綜合考量。投資者與被投資公司在協商、簽署該等協議時,不可僅一法例、一條文、一案例、單視角進行考慮,需審慎而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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